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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马云,以身行教

马云:“我还是比较适合教书的,我教书教得很好,我自己觉得自己可能教书教的,炉火纯青。”

最近几天,马云很忙,他接连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阿里巴巴投资者大会、阿里巴巴云栖大会等多场公开活动,他似乎完全闲不下来。

昨天下午,马云再次谈起退休计划:有人问我有没有一点伤感,我没有,我还非常年轻,54岁,在接下来的16年,70岁之前,我还可以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比如说在教育领域,在环保领域,农村发展等等,我可以开启一个新的事业,做我感兴趣的事。

在一周前宣布“传承计划”,将于一年后不再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的马云,这时候已不是为阿里巴巴的业务站台,而是向公众阐释阿里巴巴的使命、愿景、战略,展现阿里巴巴的文化传承。

实践是伟大的导师,企业家是行动派的教练。会干、会想、会讲、会放,最后会让,马老师不仅一气呵成,高分修完了创始企业家一连串的必修课,而且在立功、立制、立言、立人与立德的各层面上,以其言传身教的作为,展现了马老师“以身行教”的初心,为今天人们从日益复杂的商业世界中,去探索和建设新的商业文明,提供了可资参照的鲜活样板。

解决“企业传承”难题

企业传承一直是难题,尤其在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实践历程里,中国企业在传承问题上的时空预算与实践经验尚未有实质性的积累。即使是针对从市场涌现出的中国标杆企业而言,大多数也仍处于由第一代创始人主导治理的状态,一些企业或正处于向家族第二代过渡接班的阶段,少数领先企业实现了创始人自觉自然功成身退,且并未进行家族式传承,而是向与企业长期共同成长、贡献担当的事业伙伴进行公允交接,如何享健之于方洪波、王石之于郁亮。

马云之于张勇的传承,在中国企业现代性传承中的意义更为特殊。阿里巴巴建立了一套不同于以往的独特的合伙人制度,为阿里巴巴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正成为解决企业传承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案。源于阿里巴巴的制度和文化,马云得以自信和自觉的姿态,从容地进行企业治理权力的移交。

实际上,东方文化情境下的企业往往具有更强的创始企业家依赖,亚洲华商企业创始人高龄主政、治理传承家族化的现象也更为普遍。此外,就科技创新型企业而言,创始人的人格性或技术性禀赋作为企业创业的第一笔基石性人力资本投资,又会为企业人格的形成打下深深的创始人烙印,资本也往往尊重并偏好偶像级创始人与创新型企业长期“人企合一”的价值信号。可以说,在中国企业传承经验不足、家族治理传统以及新经济企业创始人偶像包袱沉重,这三重情境压力下,马云与阿里巴巴未雨绸缪的战略眼光,就更加可贵。

正如马云在宣布“传承计划”的公开信中所说的那样:“今天的阿里巴巴最了不起的不是它的业务、规模和已经取得的成绩,最了不起的是我们已经变成了一家真正使命愿景驱动的企业。我们创建的新型合伙人机制,我们独特的文化和良将如潮的人才梯队,为公司传承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马云在制度、文化和人才上的思考,最突出地展现了他作为杰出企业家高屋建瓴的格局。

似乎在传承这个赛道上,马云与阿里巴巴也在竞先领跑。这为中国企业构建新商业文明、探索企业的可持续性传承,又树立了一个鲜亮的垂范。当然,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超然的情怀与格局背后,是卓然的理性与睿智;超脱的历史自觉背后,必然有坚实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与队伍自信。

从“企业家的企业”到“生产企业家的企业”

今天的阿里巴巴,不仅是一家从业务价值来看亚洲市值第一的上市公司,是服务着数亿消费者和数千万中小企业、电商交易额突破3万亿的全球最大零售平台,是相当于世界第21大经济体的商业生态经济体;也不仅是一家从创业的18人发展为今天拥有来自70多个不同国家5.4万多名员工,在21个国家和地区有组织分布的全球性企业;它更是一家能够在宽阔的业务生态平台上,伴随业务持续的升级生长而“生产企业家的企业”。

如马云在公开信中所说:“1999年创始之日起,我们就提出未来的阿里巴巴必须要有‘良将如潮’的人才团队和迭代发展的接班人体系。经过19年的努力,今天的阿里巴巴无论是人才的质量和数量都堪称世界一流”。

也正如接棒者张勇所展现出来的特质那样,阿里巴巴的良将们不仅仅是具备卓越职业化效能的经理人,更是能够始终以创业家状态与企业家精神,去追求创造性价值的阿里合伙人。2007年加盟阿里巴巴并担任淘宝网CFO的张勇,自2009年起以内部创业的姿态激活了当时处于困境的淘宝商城,缔造了天猫的崛起;他创意并操刀的“双11”成为互联网商业史上的现象级事件;他引领推动了阿里巴巴从PC端跃升至移动网络的升级,并进一步带领阿里从电商平台升级为“数字经济体”、驱动“商业阿里”成为“科技阿里”;他通过打造盒马新零售标杆等一系列组合拳,又使阿里迅速在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大局中占得盘势、拉开格局。驱动每一次战略性的变革与创新,他带领阿里巴巴彻底蜕变为以大数据为驱动,以电商、金融、物流、云计算、文娱为场景的数字经济体。

超拔于拘谨刻板、严苛谨慎的财务工作,张勇在阿里的舞台上得以全然绽放,练就逍遥神功,招法飘逸自在,却力道雄浑、攻无不克。是以马云无不笃定而骄傲地说道,“张勇是阿里合伙人机制下人才培育体系涌现的杰出商业领袖,把接力火炬交给他和他的团队,是我现在最应该做的最正确决定”。

当然,绝不只张勇等事业高层,阿里巴巴的生力军内生外融、梯队分布、勃勃涌现。目前阿里合伙人委员会中已有三位80后,而从组织整体来看,有数据显示阿里70后和80后管理者分别占比达45%和52%,资深总监以上的管理人员中80后已占到14%;在管理干部和技术骨干中,80后更是已占到80%;90后管理者也已超过1400人。相信马云的垂范,也会在集团内部带动一次自觉的组织更新。就像任何生命体一样,一个有生命活力的组织也一定是代谢机能健康有力、能量持续翻腾流转的。

正如马云也曾说过,“你爱自己的孩子,就要让他独立起来;爱自己的公司,就让比你更懂这家公司的人去驾驭”。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要做时代的企业,就要把它交给时代的人群。

从“职业经理制”到“事业合伙制”

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历程中,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被认为是古典企业向现代公司进行体制性升级的一个最显著标志。自19世纪中期开始,得益于金融资本重组产业时的治理偏好(如“摩根治理”),职业经理人被普遍启用以取代家族子弟,委托-代理机制、职业经理人制度也便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标配。这套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将开放的资本市场与开阔的人力资本市场充分衔接于企业,相对于古典企业有限的家族资本、封闭的家族人才市场而言,在提升资本的融通效率、人才的职业效能等方面都带来了显著的进步。

但时至当代,经历了近180年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也暴露出一些弊端。如委托-代理压力可能使经理人追求急功近利的短期业绩、报表业绩;打工仔心态而非主人翁意识,追求个人职业生涯价值最大化而非事业长期价值最大化;相对于企业家的全局兜底责任与灵活创新,经理人的高度范式化也往往导致较强的领地意识与职业教条主义;经理人往往也习惯于条件主义的工作方法,即有什么样的先在条件就做什么样的事,而非如创业者那样从无到有、在先发担当中不断创造条件……最后,如马克思曾说,“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使得主要的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

在经历了职业化制度实践、具备了职业效能优势的基础之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多家中国标杆企业,开始自发自然、不约而同地探索创新“合伙化”的企业制度安排与组织生态。

如万科从2014年开始建设事业合伙人制度,与其混合所有制的治理体制相匹配,推动多元的资本与知识、劳动、企业家精神等人力资本协同治理、融合发展,推动战略、文化、组织、机制与人五位一体的事业合伙生态共同体建设。华为将自己界定为“是100%由员工持有的民营企业”,秉承劳动本位论与知本论,在人的奋斗激发、群策群力、价值实现与权益共享等方面充分实践。海尔十几年来以“人单合一”作为核心原则对组织机制进行全面改造,将员工价值与用户价值直接联接,让人与人围绕用户动态合伙,激发员工以企业家精神成为创客,探索创客所有制。

虽然在具体方式和语境上各有不同,但可以看见这些标杆企业殊途同归的导向,即通过制度创新来凝聚与激发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合伙人,实现使命共识、价值共创、风险共担与增值共享,与事业长期结合、传承发展,为最广大的利益相关方创造更长远的价值,最终也实现创造者的全面价值。阿里巴巴及若干中国标杆企业在合伙化治理与管理机制上的创新实践,也正是在为发端于西方的代理化治理与现代企业制度再升级,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以身行教:他从来都是一名老师

2018年的教师节,同时也是马云先生54岁生日这天,他将自己酝酿已久的那个想法正式告诉了世界,一年后不再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而做回自己最喜欢的马云老师,更多投身教育与公益事业。不做企业教父、做回人民教师,这不仅是马云本人的转身,同时也将阿里巴巴集团传承计划的落地,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

实际上,在我看来,马云先生始终都是一名卓越的老师。自1995年从高校辞职、1999年与伙伴们创立阿里巴巴以来,从课堂到商业世界,马老师一直在用他的企业家精神与创新实践,为大家备着一门来自中国的世界级企业成长之课。他带领阿里人在企业创业与成长实践中积累的各种经验,都在为这门课提供着最为生动的教学案例;阿里巴巴在使命驱动、互联网新经济业态创新、企业网经济体治理、新型合伙制度创新、科技创新转化、组织活力建设、公益责任担当等各方面的实践,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专题;当然,带着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阔的未来自信,他的转身又为中国乃至全球现代公司的传承做出了一个教科书式的注解。

西方受尊敬的企业家在退出企业事务之后,便往往投身公益、回馈社会,将公益作为自己甚至家族新的社会事业。曾经的洛克菲勒石油大王远去了,企业都已拆分重构,但洛克菲勒基金会却持续传承百余年,在教育、健康、民权、城市和农村扶贫等领域成为全球慈善事业之标杆。将微软持续刷新的事业交给了后来人,比尔·盖茨全心投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为全球的医疗卫生与教育事业全力贡献。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功成身退的中国企业家同样以博大的情怀,展现出回归社会公益事业的典范作为,如王石之于环保,马老师之于教育。

“我最快乐的时候,是一个月拿91块钱,我当老师的时候”、“我进入商界完全是误打误撞,其实我最想做的是老师”、“我还是比较适合教书的,我教书教得很好,我自己觉得自己可能教书教的,炉火纯青”……在很多场合与记录中,马云对于教师这个角色的热爱,发自肺腑、溢于言表。

马老师及阿里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与行动,也早已全方位展开:“马云公益基金会”不仅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公益捐赠,还更加关注乡村的教育问题。以“马云乡村教师计划”、“马云乡村校长计划”、“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马云乡村寄宿制学校计划”以及教育网络平台等系列化的行动,来改善乡村教育、助攻脱贫攻坚事业。2015年成立湖畔大学,旨在发现并训练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主张坚守底线、完善社会。还有由阿里巴巴合伙人联合出资创办的云谷学校,开始探索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创新之路。

看来,马老师早就为自己后阿里时代的教育事业,做好了布局筹划。马云对教育展现出难以抑制的热忱,准备当起园丁去展开新的耕耘,在教育这个善莫大焉、百年功德的事业里,耕耘出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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